忽然听玉香说了声“有了！”只见她风一般跑回女寝室，翻出那件她家里刚寄来一直舍不得穿的崭新的花棉袄，拿起剪刀就开拆。等我反应过来，两个袖子已经拆了下来。然后仔细地将白生生的棉花铺在琴盒里，再将花布盖上用图钉一一钉好。一个美观、实用的琴盒便做成了。而玉香，就只好依旧穿她那件穿了好几个冬天，袖子还接了一截的旧棉祆。
我和玉香之间的微妙变化渐渐被同组知青察觉，有关我俩的各种离奇古怪的故事也随之被杜撰出来，一时间，在知青队伍中成为爆炸新闻迅速扩散开来。知青谈恋爱，这在当时无疑是“离经叛道”之事，面对各种流言蜚语，我陷入了极度的苦闷之中。可玉香倒好，除了气愤之外，并不准备退却，反倒转来安慰我，仿佛她是一个男子汉，我倒成了脆弱的女孩子。
那天她好不容易收到了她妈寄来的汇单，第二天正是逢场日，她要我和她一道上街去，我没有勇气面对别人的讥笑。我立即打了退堂鼓。玉香哭着死命地拖着我往外拉，我最终慑于舆论的压力没能遂她的愿，这铸成了我悔之终生的一大憾事。
我终于承受不住这巨大的压力，咬牙作出了那个愚蠢的、致命的决定。1966年5月的一天傍晚，我把玉香叫到一边对她说：“我们都太年轻，现在应该好好劳动，好好锻炼……今后你仍然把我当成你的大哥……等过几年……”听完我的话，她沉默了许久，然后一下子跑出门去……天黑以后下起了小雨，见玉香还未回来，我开始不安起来，正欲出门去找她，只见大队团支书陈大哥扶着她推门进来了。他俩浑身上下几乎湿透。陈大哥告诉我他去东坝开会回来，路过三队背后那道山梁子，见玉香一个人坐在雨里哭泣。
半个多月以后，我接到县安置办公室通知，要我立即到县医院体检，体检表上写着医生签署的意见：“小儿麻痹后遗症，左下肢肌肉萎缩，不宜农业生产。”县安置办公室决定将我作为病残知青安排回城。
临行前一天，十几名要好的知青伙伴到我集结的县招待所和我告别。玉香也来了，静静地站在一旁一直没有开腔，她眼里已没有了怨气，但再也看不到以前那种迷人的光辉。临走时她只说了一句话：“二天我回成都去看你。”
几年后碰见原二队知青赵晓，得知了一些三队知青的消息：“文革”开始后，知青失去了精神追求也成了“自由人”，我们知青小组已不复存在。玉香回城无着，经人介绍和县城粮店一个小职员结了婚。一次因口角，公婆丈夫一齐大打出手，玉香一气之下，跑回三队原知青屋后那道山梁子上坐了许久，然后挖来当地野生剧毒植物“一支蒿”吞下，结束了她年轻的生命。（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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